写在都柏林
这次的出差，是买了阿联酋航空的商务舱。原因很简单：在公司的 75% 垫付下，我只需要付出 600 新币不到——这价格过于便宜，对比之前从纽约直飞新加坡1，四舍五入就是免费。在这个价格下，我甚至觉得以后去欧洲，我都会优先选择阿联酋、卡塔尔、阿提哈德这些航空。
阿联酋商务舱的体验的确是不错，无论是休息室还是机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吃的东西也更加符合我的胃口 (除了迪拜休息室里的亚洲区“食堂”无力吐槽)。同时，这次航班的时间也很好，凌晨 0 点 50 分起飞，基本上是睡 7 个小时后，就到达迪拜，中转等 5 个小时，然后再飞 7 个小时，伦敦时间下午 2 点到达。也就是说我其实一路都可以睡过去，这也让我这次出差，没有任何的 Jet lag (但也可能是我本身在新加坡时候就睡得晚吧)。
由于是周日到的伦敦，我便和同事去吃了个 Fish and Chips。这玩意我只有在英语教材里看到过，但从来没吃过。然后当“这道菜”上桌时，发现：这 Chips 也太大了点，已经不是单单的 Chips 了，而是 Chip bricks。于是我谷歌了下，并没有发现答案；试了下 ChatGPT，也并没有答案，但的确回答到了“British chips are typically cut thicker, providing a different texture: crispy on the outside and fluffy on the inside. This style origin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British dish of fish and chips”，之后我也去试了下 KFC 的，发现也的确很大，但 Five Guys，薯条就很细了。
对于酒店，这次住的是 Apex Temple Court，也很满意，同价位下远比上次住的 Kimpton Fitzroy 要好。Kimpton Fitzroy 实在是太小 (整个估计 9 平米都不到)，而且网速很一般。Apex Temple Court 则大了很多，还给了个小阳台，网速可以说是飞快。
在经历完伦敦的 Minor Safety offsite 后，我本想在去 Snow Peak 买几件长袖，但由于下雨而且懒，便在酒店躺了一天，然后于 7 月 23 日到达都柏林。第一次感受到了爱尔兰人的英语口音，居然还有点像 Singlish。比如，他们会说“No, ah?”，就类似于 Singlish 里的“Can, ah?”。我大概会在都柏林呆上 3 天，然后回新加坡。
近 1 年里我跑出了不少地方，但最重要的那次，就是去年的 4 月——我离开了上海，落地了新加坡。这段经历也让我在前段时间看到的比较火的一篇 0 成本润学文章，有了些“回顾2”：
回看我的过往，我的学生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运气，本科是一个中下偏烂的学校 (回想起来，甚至觉得不少老师的知识水平，可能连我都比不上)。但本科毕业时，间接影响我后 10 年的一件事发生了：我考上了研。
研究生依然是一个一般的学校。不过在考上研的那个时刻，我得出了一个道理：只有学习，对我来说等价回报的 (本科时期我经历一段特别诡异的“恋爱”，在碰到前女友之前)。
硕士阶段，从杭州到了上海，我进入了疯狂的学习，和前女友分手后，我的学习可以说是疯狂。这直接导致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发表在了国内传播学有名的期刊上。
硕士毕业后，我相当运气的进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因为我的专业方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和该公司毫无关系。这家只有 30 来个人的创业公司，当时的工资可以说在上海是中下层水平，但公司的氛围很棒，而且公司里不少人都觉得，这家创业公司会在国际化上做出不错的成绩。
而就是这非常运气的一步，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就是加入这家公司一年多后，公司被收购。因为是双十一期间被收购，被称为双十一促销。被收购时公司已经有 200 来人了，在被收购后，公司猛增到了 800 多人，当然，之后还是在不断加人。我的工资也就随着收购、转岗后，开始猛增。可能是因为我的确是喜欢干我的工作内容，绩效每年都还不错。这也导致了我实际上在过去的 6 年里，几乎干的事情内容都是一样的。
到了 2021、22 年初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应该要在上海买房了，虽然我向前同事的表白没有成功，但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要在上海生活下去了 (公司要让我去新加坡，但当时一直想的是，新加坡只是我一个相对长期的工作地点，并不是我真正生活的地方)。
然后，上海封城发生了。封城本身没有把我逼疯，但封城后的挨饿和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迹象，重新打开了我硕士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斗志——我回想起了在宣布废除连任限制后，连夜回看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的时刻；我回想起了读《共产党宣言》中“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时刻。
种种的回想，最终让我决定，立马离开上海，就算是还在封城中，我也要用任何的方式离开上海，否则，我就要被饿死了。但就算挨饿，我也不会去问邻居要饭——其实这时候就能想到文革为什么有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会自杀了，而不是放下面子 (虽然我不会把封城直接联系成文革，应该说更加像是大跃进，毕竟大跃进时期有“层层加码”)。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群没有文化的人，可以这么来管我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这样的权力，把我们关起来、挨饿？
- 这批向上负责的官僚，是绝对不会管我们普通人死活的（这点在乌鲁木齐火灾上更是印证）。
我也意识到了：没有亲身经历过“铁拳”，是没法感同身受的。就像我之前得知其他城市封城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感觉。
最终，我到了另一个国家。我的内心更加的笃定：我要逃离现阶段的中国大陆。
我的月薪再次产生了比较大的增长，当然，最终一年拿到的钱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之前的绩效都比较好。在国内拿到的年终奖比较多。
周围很多本科、高中阶段的朋友，会说我的选择一直都是对的。其实回看我刚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我的选择”是对的，他们只是用结果反推了我的行为正确性。实际上充满了十足的随机性和运气。
同时我也失去了很多，比如：
- 前女友：如果问我后不后悔，那我是后悔的。我觉得前女友真的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她。但事与愿违，研二的我心思彻底没在谈恋爱上，以及我的一系列不成熟的逃避。
- 西马战士的精神：这也仅仅是在封城后，重新被启动。我在这 7 年的工作里，进行了十足的世俗化——虽然世俗化是不彻底的、非机制性的，我很大程度上还是 Socially awkward。
- 一定程度上普通人的“关心”：我变得相当冷漠，在世俗化的同时，我拿着后马安慰自己，这是“世界运行的常态”，我没法做出改变。
我到底是不是普通人里的“相对”佼佼者，并不知道。
我的竞争心没有那么的强烈，但随着工资的提升，以及本身所学专业给我的教育，让我感觉到人的等级可能就是如此，必须有人最终干残酷的活、被严重的剥削，只是各个国家，这类的人在本国的比例大小不同。
这可能是我最一开始极度反抗上海垃圾分类的原因：我交了那么多税，居然还要我每天定时定点倒垃圾，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折腾我？你不折腾那批最惨的人，却来折腾我们？
上面这段话听起来是非常残酷的，但现实就是如此，就如美国的铁锈带。有些朋友说我是工资高了飘了、说我是马克思主义白学了。
但我只想说：要不要面对现实？如果真的要跟我讲剩余价值，那么你们爸妈晚上刷着你们创造出来的抖音极速版，是不是其实就是你们在剥削你爸妈？
必须要认识到，当今中国大陆社会运行是残酷的，尤其是是对最底端的那批人 (只是中国大陆这批人实在太多了)。但我也知道，很多人需要阿 Q 精神，否则就他们的精神状态、文化水平，就会受不了而自杀。
而随着到达新加坡，同时并伴随着的，是 Rudeus 般阳痿3，甚至一定程度上我对日常生活产生了一些非常负面的想法 (从上面的话里其实就能看出部分)，且对部分事情会进行“过度”的解读。我对异性的兴趣似乎就是这么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就如上篇日志所说，我上一次尝试谈恋爱，是失败的。类似于 Rudeus 所说的“或许一切都过去了，或许重新开始吧”，但我却没有实际真正的做出决定。
至于我会不会这么一个人一直下去，我也设想了一些场景。可能除了回国以外，我真的有可能就会是一个人。这也侧面反映出了我学生时代的水平，在本科和本科之前，除了要好的朋友不是以“对话关系”来联结，绝大多数其他人基本没在一线城市、国外留下来——而我的同事们，基本上去个什么地方，都会有过往的同学、朋友。
多数人，或许，只会在山的这头，从来没有感受到那一头。